《故宫学辑刊》| 王翯：乾隆帝的雅趣——三希堂壁瓶插花之商榷

三希堂〔图1〕位于紫禁城养心殿西暖阁，以曾为乾隆帝御用书房并藏有稀世之珍的书法作品而著称于世。悬挂于三希堂内东墙上的陶瓷壁瓶数量众多，别致的装饰手法在其他宫殿中鲜见，平添了许多生机和情趣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在2015年养心殿大修之前，三希堂壁瓶内皆插满珠宝玉石制作的花（俗称“金枝玉叶”，为与鲜花、通草瓶花等相区别，下文皆以“宝石瓶景”指代）于内，未见有人对此提出异议。但是，笔者在查阅清宫陈设档时发现，在三希堂历史上可能从未出现过如此场景，即墙上所挂壁瓶内并没有插过宝石花，而是四季应时的鲜花。本文由陈设档提供的线索入手，利用故宫博物院院史档案溯源三希堂原装陈列之历程，以御制诗文、陈设档为切入点考察壁瓶在清宫的应用，最后从文人雅趣角度分析判断乾隆帝在三希堂悬挂壁瓶的真实意图，从而探究三希堂壁瓶插在历史上的真实场景。

图1  三希堂内景

在嘉庆七年的陈设档中，提及三希堂壁瓶时，记载如下“东墙上挂：乾隆款磁（瓷）挂瓶十四件，缺釉十件，渗漏四件”。记录如此具体、明确，应是登记人员对存在问题的真实描述，那么，渗漏现象只可能是壁瓶当中有水，才会产生和被发现，而壁瓶里有水，显然是为了插放鲜花，保鲜、延长花期准备的。清宫旧藏用珠宝玉石等制作的像生花，多以铜丝作为枝干，再用绿色绢布、丝线等包裹，使其更加形象生动，如果将其插入水中，不仅没有意义，相反会加速损坏。此外，清宫造办处曾专设“花儿作”用来制作通草花卉，将其装入各种花瓶内装饰宫殿四处，当时的制作手法无从得知，但从现在非遗传承来看，此工艺类似于制作干花，会进行脱水处理，亦无瓶中蓄水的必要。因此，如果壁瓶中有水的推论正确的话，那么只可能是为供养鲜花而准备，而与宝石、通草等工艺瓶花无关。

在清宫造办处活计档中，详细记录着三希堂壁瓶的制作时间和经过：

在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中，有大量一直存放于库房未曾使用的乾隆款陶瓷壁瓶，虽已历经二百余年的时光，看起来宛如全新一般。可是，乾隆帝特别要求三希堂的这十四件壁瓶“将花纹、釉水往细致里烧造”，为何到了嘉庆七年就已经“十件缺釉、四件渗漏”了呢？究其原因，可能是日常维护摘取时意外造成的磕碰，但更有可能的原因，是在冬天里壁瓶中有水造成的损伤。据专家考证，乾隆帝可能并不在养心殿居住，即使皇帝住在养心殿，亦有可能在冬天离开紫禁城，总之，三希堂内不太可能保证在冬天里始终处于温暖的状态，而冬天的北京，没有采暖的房屋，白天的温度都会在零摄氏度以下，那么，如果有水留存在壁瓶里的话，很有可能凝结成冰，继而对瓶体造成损害，日积月累最终造成瓶体的渗漏。大致从宋代开始，在书房、居室中供养瓶花，已成为文人雅好之一，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亦不例外，元初仇元在其诗中即云“挂瓶水满梅花活，折鼎汤鸣芋子香。布被蒙头画眠熟，不知门外雪洋洋”。明代文人为了保证冬天的瓷瓶不被冻裂，会采取在瓶中水掺入硫黄的方法，笔者尚未查找到宫廷内相应的预防措施，但可以推断，瓶中水冰冻极有可能是造成三希堂壁瓶渗漏的原因之一。

故宫博物院古建专家傅连仲先生在其文《清代养心殿室内装修及使用情况》中谈及三希堂壁瓶之时，说“现这些遗迹仍然存在”，言下之意似乎是现今的场景就是清宫遗留下来的样貌。但是，在流传至今的清宫陈设档中，关于三希堂壁瓶的记录，分别有嘉庆七年的《养心殿西暖阁陈设档》、同治二年的《养心殿西暖阁现设》、宣统二年的《养心殿西暖阁现设》，均明确记录壁瓶数量为十四件。可在2015年养心殿大修之前，在三希堂东墙上悬挂的壁瓶只有十一件，加上临窗悬挂的两件，也不过十三件，足见今人所见并非原貌。可以作为辅证的是，大修之前从三希堂撤下的壁瓶参考号多以“留平”开头，可见这些壁瓶是从原沈阳故宫、承德避暑山庄等处收藏中挑选出来的，亦非原来之物。再者，笔者查阅《故宫物品点查报告》发现，尽管宣统二年（1910）依然有记载证明，十四件壁瓶挂在三希堂东墙上，但是在民国十四年（1925）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养心殿之时，除“二三二银挂瓶一对、瓷挂瓶二对”“二八三小银挂瓶一对”“五九三半面小银挂瓶一对”“一五二一绣花挂瓶四面”外，并没有对十四件瓷挂瓶的记载，可推断当时已无此景观，具体原因尚待研究。

1956年养心殿经过修缮、重新布陈之后对外开放，据当时参与布陈的故宫博物院耆老杨臣彬先生回忆，因为没有找到相关档案依据，三希堂并没有悬挂壁瓶，故此，在1956年《养心殿正殿陈列品目录》中，涵盖三希堂内全部陈设品，但没有壁瓶的记录。在1962年《养心殿改陈计划定案》中可发现，当时故宫博物院业务人员参考陆续发现的清宫陈设档、起居注等档案和有关书籍后，提出对养心殿的改陈计划，其中对三希堂“拟充实乾嘉时期陈设与挂件……恢复早期的室内气氛”。于是，在1971年的《养心殿宫廷史迹陈列目录（西暖阁、三希堂、梅坞）》中，三希堂陈列品目录里出现了十三件壁瓶，即东墙上悬挂十一件，临窗悬挂两件，但并未记录瓶中是否有宝石花，在后续档案中也未查找到相关内容。根据以上档案提供的信息可推知，2015年养心殿大修之前，三希堂内悬挂的壁瓶应是1962年故宫博物院业务人员根据文献记载恢复的，但是，并没有完全按照原始记录恢复。杨臣彬先生在1956年后不再参与宫殿布陈工作，故现今已无从得知当时业务人员的布陈理念，笔者揣测其初衷是为了方便观众欣赏室内陈设而进行了改动，同时，为了壁瓶不至显得过于单调，特别挑选宝石花插入其中。

在清代，壁瓶被称为“挂瓶”和“轿瓶”，宫廷中很早就已使用，造办处档案显示，至迟在雍正二年已经可以见到宫廷内使用瓷壁瓶的记录，雍正五年赏赐西洋国王物件目录中，已出现“扇式磁（瓷）挂瓶二件”的记录，且其他材质、工艺壁瓶的制作，至迟在雍正朝也已经开始。时至乾隆朝，从清宫旧藏来看，乾隆帝应是十分喜爱壁瓶，故宫博物院收藏清宫流传至今的壁瓶共八百余件，陶瓷和其他材质、工艺壁瓶各占其半，在陶瓷壁瓶中有近五十件为其他朝制品，余下则全部是乾隆年制款识，其他材质、工艺壁瓶包括玉、漆、铜胎掐丝珐琅、铜胎画珐琅等种类，虽均无款识，但从工艺特点、瓶上御制诗文等方面判断，大部分亦是乾隆时期制品。尽管玉、金、铜等材质壁瓶亦可插鲜花，但从御制诗文上考察，乾隆帝似乎对瓷壁瓶更加青睐，专有《咏瓷挂瓶》诗一首，其云“依然胆槌式，却异汝官珍。动挈路搴秀，静悬屋盎春。制惟日趋巧，道不易还淳。红紫随时阅，何曾着点尘。”

所谓“轿瓶”就是轿中的挂瓶，供皇帝在御辇中欣赏，排解旅途烦闷之用。在清宫造办处档案中可以看到，制作的轿瓶多为瓷质，乾隆帝御制诗文亦可为之佐证，如“官汝称名品，新瓶制更嘉。随行供啸咏，沿路撷芳华。挂处轻车称，簪来野卉斜。红尘安得近，香籁度帷纱”。又“无碍风尘远路，载将齐鲁芳春。本是大邑雅制，却为武帐嘉宾。宿雨朝烟与润，山花野卉常新。每具过不留意，似解无能所因”。此二诗虽皆名为《咏挂瓶》，但细品其中内容，应是乾隆帝在出巡途中所作，且所咏挂瓶应为瓷瓶，瓶中之花应为鲜花。御辇内的空间比三希堂更为狭小，瓷壁瓶恰如御制诗“随行供啸咏，沿路撷芳华”所言，给乾隆帝带来精神上的愉悦。

清宫档案显示，紫禁城内除三希堂外，寻沿书屋、阅是楼、漱芳斋、静怡轩、惠风亭、延春阁等处均陈设有壁瓶，其中有瓷壁瓶，亦有金嵌松石、锡胎、铜胎画珐琅等不同材质、工艺壁瓶。值得关注的是，除养性殿三希堂有可能照搬模仿外，其他各处陈设壁瓶或为单件、或为成对，再无类似养心殿三希堂集中悬挂十余件壁瓶的记载，可见此处的装饰手法是乾隆帝的精心设计。

漆壁瓶受木胎易渗漏所限，掐丝珐琅或画珐琅壁瓶虽是铜胎但多为拼接而成，皆不能蓄水养花，其他材质、工艺壁瓶亦是有各种各样的局限，瓷壁瓶则因一体成型、防渗漏等优势更适合与鲜花组合搭配。但是，从清宫造办处档案来看，瓷瓶与鲜花的搭配并非绝对，有为瓷瓶配做宝石瓶花的记录，亦有直接记载为瓷壁瓶制作“凌绢花”的记载。

相比造办处活计档，清宫陈设档更能说明三希堂壁瓶插花问题。陈设档的一大作用是为了防止宫廷内的偷窃行为，故记载极为详细，尤其是较为贵重的财产。宝石瓶虽然小巧玲珑，但多是采用象牙、珊瑚、玛瑙、翡翠等贵重材质所制，在登记造册之时，如有其存在，必被记载。但是，前文已述，留存至今的有关三希堂陈设档案分别为嘉庆七年、同治二年、宣统二年所立，皆只记录壁瓶状况，未见有其中插花的记载，而在别处插有宝石瓶的宫殿，陈设档会详细记载所插花及其特点，如“铜珐琅挂瓶一件：内插天竺花一支（红豆不全），玻璃桃花一枝（花叶不全）”。

综上所述，似可得出以下结论：**，相较于其他材质、工艺壁瓶单纯的装饰属性，瓷壁瓶可以蓄水供养鲜花带来勃勃生机，因此更受乾隆帝的喜爱；第二，尽管造办处活计档案显示有为瓷壁瓶制作瓶的记录，但是通过对三希堂陈设档案的检索可知，并未有相应的记录显示壁瓶中曾经插有宝石花。

书斋之名号、陈设、收藏，无不体现主人的学养、嗜好、情趣，历来为文人所重视，以文人自居的乾隆帝亦不例外。乾隆十一年（1746），乾隆帝将养心殿西暖阁内“温室”更名为“三希堂”，在其所撰《三希堂记》中细陈原因“内府秘籍王羲之《快雪帖》、王献之《中秋帖》，近又得王珣《伯远帖》，皆稀世之珍也，因就养心殿温室易其名曰三希堂……则吾今日之名此堂，谓之为希贤希圣希天之意……”故三希堂得名，一是因为收藏三件书法稀世之珍，二是取“士希贤、贤希圣、圣希天”之意，旨在勉励自己不断精进。乾隆帝御笔亲书“三希堂”为匾悬于室内，其下左右分别悬挂对联“怀抱观古今”“身心托豪素”，集古人诗句成联乃风雅之举，亦能体现文人的学识与境界，“怀抱观古今”与“希贤希圣希天”相呼应，而“身心托豪素”则表达了乾隆帝对三件稀世墨宝的珍爱，对联与三希堂含义巧妙呼应，可见乾隆帝匠心独运。虽为斗室，却有不少陈设，根据嘉庆七年所立《养心殿西暖阁陈设档》所载，三希堂里间除壁瓶、匾额、对联和“三稀”之外，还有八套《三希堂法帖》以及“紫檀木玻璃折镜一件，豆瓣楠痰盆一件，斑竹边棕股扇一柄（朱圭字画）,青白玉葵花痰盆一件（有缺，系粘），紫檀木长方盒一件，碧玉葵花木瓜盘一对（有缺，紫檀木座），紫檀木玻璃方胜盒件（内盛青白玉子母葫芦一对、青白玉异兽一件、青白玉蝉一件、青白玉狮子一件、青白玉凤一件），坐褥下青玉靶嵌玻璃红皮鞘刀一把……”大大小小共百余件陈设之物，除礼制规定必有陈设如痰盆、鞘刀外，皆为汉玉、册页等文人所好之清玩清供，器物品质虽非常人之所及，但与一般宫殿内纯属装饰只求彰显荣华富贵之物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，似可看出乾隆帝欲借陈设之物营造一个与“怀抱观古今”“身心托豪素”相契合的整体氛围。

乾隆帝特意叮嘱制作三希堂壁瓶务必“将花纹、釉水往细致里烧造”其意似乎是欲将壁瓶作为三希堂内装饰的亮点，因此，壁瓶所呈现的面貌必须和三希堂整体装饰、陈设主题和谐一致，才能起到点睛之笔的作用，而在瓶中插四季应时鲜花恰是文人书房的基本要求。早在宋代，瓶花已成为文人的雅好之事，体现着个人情趣和艺术品位。时至明代，高濂在《遵生八笺》中的《瓶花三说》《高子书斋说》，张谦德之《瓶花谱》，袁宏道之《瓶史》等著作都对文人书房中陈设瓶花提出了明确、具体的标准和要求。如《瓶花三说》中讲“若书斋插花，瓶宜短小，以官哥胆瓶、纸槌瓶、鹅颈瓶、花觚……各窑壁瓶；次则古铜花觚、铜觯、小尊罍、方壶、素温壶、扁壶，俱可插花”又如《高子书斋说》载“高子曰，书斋宜明净不可太敞，明净可爽心神，宏敞则伤目力……床头小几一，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，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……壁间当可处，悬壁瓶一，四时插花”。

从清宫旧藏《清人画弘历古装像》轴〔图2〕中即可看到乾隆帝对以上文人追求的认同，画中描绘他着汉装执笔写字的场景，其左侧有内插梅花的瓷瓶置于桌面小几之上，旁边还有内插玉兰的古铜花尊置于落地几上，瓶尊中的梅、兰洁净、素雅，体现着乾隆帝的高雅情趣。陈设档显示，乾隆帝在三希堂与壁瓶对应的西墙上挂玻璃镜，显然是他精心设计的装饰效果，意图呈现花团锦簇的繁华世界，狭小的空间内却有鲜花相伴、香气扑鼻，在此间欣赏稀世书法作品，应该是乾隆帝的真实欲求。鲜花与宝石瓶花所表达的境界殊为不同，从文人雅趣上来说，前者显然是高高在上，更加符合乾隆帝的精神追求，而后者虽然奢华艳丽，却与皇帝意愿南辕北辙，也与整体环境氛围格格不入。

图2  《清人画弘历古装像》轴（局部）

故宫博物院藏

三希堂壁瓶插花问题，长期以来一直未受到重视，从表面上看可能是因为问题过小所致，但细究原因，很可能是人们固化在内心的一个错误认识，即皇家宫廷必然是珠光宝气、金玉满堂之地，壁瓶插“金枝玉叶”无可厚非。但是，本文通过陈设档、点查报告、乾隆御制诗等诸多因素来考察，三希堂乃御用书房，在养心殿西暖阁开辟这样一间斗室，乾隆帝虽贵为九五之尊，追求的并不是庄严和奢华，而是充满文人情趣的一处所在。因此，笔者推断至少在乾隆时期，养心殿三希堂壁瓶之内所插应为四季应时鲜花，而不是所谓的“金枝玉叶”即宝石花。

[作者单位：故宫博物院器物部]